8.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国务院部门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
他认为联邦国会开会的进程太慢，而且一年只开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征兵的合宪性问题和战时言论自由界限标准的讨论，二战中日裔美国人的反抗，还有一直存在的军事审判委员会对于平民的审判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宪法军事条款规定与公民权益保护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争斗中，富有很大的延伸性和通用性、具有丰富解释空间和余地的宪法军事条款产生的辩论一再被引用，也间接证明了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关于军事问题辩论的深远影响。
由于常备军的潜在威胁，国会必须时时保持谨慎，绝不能因为自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队而威胁自身和人民的安全。[15]给予军队拨款设定期限的动议最早是由梅森提出的，[16]两年的期限刚好和每届国会的任期相同，这一规定可以促使每届国会都去认真审查军队设立的必要性及其拨款数额，从法律上，这一规定也意味着任何军队都不是永久设置的。但在18世纪，暴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图景。[4] （三）印第安人的威胁 在美国人（当然也包括制宪者）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一直是他们面对的一个特殊的威胁。依照《联合国宪章》第43条联合国各会员国为求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有所贡献起见，担任于安全理事会发令时，并依特别协定，供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便利的规定，美国国会在《1945年参加联合国法案》[17]第6条对《联合国宪章》第43条所言的宪法程序解释为此类特殊协定必须经过国会恰当的法案或者联合决议案的许可，依照此规定，总统要依照联合国要求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12] Richard H．Kohn，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89，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1．P73． [13]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页。没有全国的授权，他不会宣战。在同一母项内，各子项之间应当是全异关系。
如依照行政行为的启动程序把具体行政行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为。前一种界定思路确实能与德国等行政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行为概念体系接轨，但它忽视了法律移植的条件与成本以及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与本国语言使用习惯的关系。形形色色的行政行为都各有自己的属性和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对行政行为进行归类，从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标准。行政行为分类上提出的许多原理、原则和一系列分类上的概念，也并非行政管理本身所急需，而是行政诉讼实践所急需。
也就是说，在这些原理的阐述中所指称的行政行为已经不是经专门定义的行政行为。周佑勇：《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和发展阶段来看，随着对行政行为认识越来越深刻，在行政行为分类当中多重标准的适用空间会越来越大。在分类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概念。[10]无疑，行政行为的分类问题其实是一个与行政行为的定义紧密相关的问题。而且这种划分总是合乎划分规则的，这是二分法的优点。
分类标准又称类性，是分类据以进行的对象的属性，准确地说是类项所反映的对象所共有的属性。另一个方向是把为数众多的事物分为若干个小群体或亚群体，也就是由上而下、由整体到个体、由一般到具体的分的过程。在目前的行政行为分类中，绝大多数表现为二项分类。选择分类标准应当有助于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体系。
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内容庞杂。遵循以上三条规则的分类，就能够把属于母项的任何一个事物划分到而且也只能划分到一个子项中，并且各个子项的关系是明确的。
行政行为概念的明晰，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大体上经历了由简单到多样化、由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
依目前通说，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所产生的具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涉及面广、内容庞杂，对每一种行政行为详细研究论述，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总结制定规则，就要从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角度来考虑。每个人写文章时都被迫重新为这个领域建造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支持其理论的观察和实验，因为并不存在一套每位作者都必须被迫使用的标准方法或被迫解释的标准现象，在这些情况下，所写的著作不只是与他研究的对象对话，而且往往更多的是与其他学派的成员们直接对话。总之，不同的分类目的，决定了不同的分类标准，不同的分类标准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对该范畴的研究有助于完善行政行为理论，确立行政诉讼管辖、扩大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完善人民的救济途径。
(一)二项分类与多项分类 二项分类和多项分类是以划分的最后结果即以划分出的子项的多少为依据进行区分的。一旦将某个行政活动认定为行政行为，是否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就随之解决。
受法学研究路径的束缚，目前行政行为分类的现状极为混乱，所表现出来的症结为前提模糊、方式混乱、立场局限。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行政行为的分类应当面向司法实践，使得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统一。因此，在进行分类研究时，需要说明各类行政行为自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在行政诉讼上的意义。
三、行政行为与分类规则 (一)规则：分类的方式 通常，分类可以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是从具体事物入手，先把它们归为小的类别，然后逐级扩大，实质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由个体到整体、由具体到一般的合的过程。[23]行政行为分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概括，能够促进理解，能够指导深入的调查并有助于理论的建设。(二)合法行政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 合法行政行为是指具备了合法行政行为要件的行政行为，表现为主体合法、目的合法、内容合法、权限合法、程序合法等等。同样，还有受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之间的界限都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
分类中最大问题在于在同一个分类体系中混合地采用站在完全不同的观点上的分类方法。(三)一次分类与连续分类 一次分类，就是对事物只划分一次即告结束的分类，它只有一个母项、一层子项。
如依照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序以及表现形式可以把行政行为分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2.方式混乱：逻辑不统一 对行政行为的分类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把握行政行为的特点，可以从多种角度对不同行政行为的内容、行为产生的结果以及它所遵循的行为规则进行分析。
[4]319不同类的行政行为，其内容、特点、适用原则均有差异，科学地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以类为单位进行研究，就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违反这条分类规则的错误，叫作子项相容的错误。
根据以上对行政行为分类的论述，我们发现除了一些意思基本相同而用词上略有区别外，本质上还存在着对行政行为分类标准的不确定、不系统乃至过于随意，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混乱的问题，只研究分类的不同种类和表现方式，并不深究这些分类内在逻辑关系。我们是根据事物具有或不具有这些属性，把事物分为几个子项的。我们要借助逻辑学的分析工具来对行政行为分类展开论证，试图对这一行政法基础问题深入研究。它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到事物的异同，按照共同点将事物归为较大的类，然后按照差异点将事物归为较小的类，从而将研究对象区分为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系统。
基于诉讼的考虑还应当增加以下几种分类方式： (一)可诉行政行为与不可诉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行为能否被提起行政诉讼，可把行政行为分为可诉行政行为和不可诉行政行为。在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上，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学说上行政行为仅仅是指我们所称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行政行为的分类对象也仅仅是我们所称的具体行政行为。
内涵决定外延，外延反映内涵，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面向司法的行政行为分类也是无法穷尽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也显示出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
[11]与此同时，要选择何种要素以定义抽象概念，其主要取决于该学术形成概念时所拟追求的目的。(2)坚持宽泛主义的立场，回应公共行政对传统行政行为概念的挑战。
